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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黄河决溢：黄河改道，从决溢到堵口持续1个月以上，区域达数十县，受灾人口100万以上；

    长江特大洪水：范围包括流域内绝大部分地区，持续时间长，平地水深数尺；

    特大淮河决溢：范围包括流域内绝大部分地区，持续一月以上，平地水深数尺；

    从明朝的特大洪涝灾害整体情况可以看出，特大旱情要比雨涝、决溢等特大水灾多很多。特别是景泰到崇祯的141年间，特大干旱达到70次，是洪武到正统年间的5倍！严重的雨涝、决溢也远高于明朝前期。

    次生灾害严重

    旱涝灾害的频发会造成颗粒无收、流离失所，老百姓饥寒交迫。然而这只是灾害链的起始，它们往往会诱发更多的次生灾害。

    其一，避无可避的蝗灾。

    明代徐光启，视“蝗灾”为饥荒的三大元凶之一，并且指出了蝗灾多因“旱极”而起，危害也远甚于水旱。

    徐光启的看法被现代科学证实，蝗虫产卵的最佳产卵地就是含水量在10-20的土壤。干旱时期水位消退，滩涂和裸露的河床给蝗虫提供了繁衍之所。多的时候蝗群可在每平方米土中产卵4000～5000个卵块，每个卵块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万～40万粒卵。

    繁衍出的蝗群以大量含水量较低的植物为食，快速成长，紧接着再度繁育，然后在飞到其他地方寻找充足食物继续繁衍。这种恶性循环会让原本小范围的旱灾扩散为大范围的饥荒，农田、牧草乃至树叶统统被蝗群啃噬一空。

    其二，可怕的瘟疫。

    瘟疫爆发的原因有很多，往往会成为旱涝灾害的重要次生灾害，而且在杀伤力上远比旱涝灾害更恐怖，救助难度也更高。

    旱涝灾害时期，粮食短缺、家园破败，流离失所的人们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免疫力大大减退。再加上旱涝灾害时期气温变化剧烈，又兴起了各种传染源，很容易引发瘟疫。

    首先来看水灾，它的致病性很高。水灾一旦发生，人们很难获得洁净的水源，而且洪水兴起时很可能从疫区或者土壤深层卷起病菌，快速感染人群。同时，在水灾中溺亡的人畜尸体难以快速掩埋，很容易腐败并滋生各种病菌和蚊虫，成为传染源。

    其次是旱灾，同样是疫情的高发期。旱灾往往伴随着高温，人和牲畜缺少水源，他们虽然不会挨冻，但却会因中暑而亡。大量的尸体在高温下快速腐败，滋生和散播各种危险的病菌。此外，旱涝灾害都会加剧鼠患，这一重要的疾病传播源进一步加快疫情的扩散。

    最可怕的当属“旱灾蝗灾瘟疫”的“组合拳”，仅明朝万历年间，就发生两起这样严重的“复合灾害”。明万历十三年-十五年，皖、鄂、豫、晋、陕五地大旱，而万历十四年又爆发了大蝗灾和大瘟疫；明万历十六年-十八年，江淮流域大旱，同时发生大范围瘟疫和蝗灾。

    而且灾情爆发时，总是有大发国难财的恶人们，他们或是私吞备灾的仓储，或是直接贪墨救灾钱粮，或是造假出售商品，或是囤积物资待价而沽，视天灾为中饱私囊的大好时机。

    朱榔是穿越者，他太清楚以后大明的灾难，和大明百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朱榔写出一份三万字的上表，要求朱元璋一定要提前未雨绸缪。

    首先兴修水利，防患于未然。

    防灾是最佳的选择，从源头上消除天灾爆发的诱因，极大地降低其爆发几率。天灾并非完全不能避免，对于明代尤其如此。

    明代最重的灾情就是旱涝灾害，它们也是所有灾害中最有可能根治的。

    瘟疫无形、蝗灾不定，却大多因旱涝而起，消除了旱涝灾害，瘟疫和蝗灾就可以减少很多；

    而旱涝灾害，无非就是降水的问题。虽然人们不能控制降水的多寡和分布区域，但是可以通过兴修水利来调节降水的分布不均匀。

    暴雨骤降、海潮泛滥，可以用堤坝防堵；久旱无雨，可以泄出之前蓄积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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