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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改正“秩序”方面的陋习实在很难做到，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记忆力的衰退，我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秩序”的缺陷是多么不便。总体来说，我虽然没有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达到道德完美的境界，而且与它还相差甚远，但总比未曾努力尝试过要快乐幸福得多。就像那些靠临摹书法而使自己达到完美的人一样，虽然最终没能达到他所临摹的帖子那样的境界，但通过努力，他的书写得到了修正，并且越来越熟练，字体写得也越来越清秀整齐，易于阅读。

    我的子孙们应该明白，正是以上这个小小的方法，再加上上帝的庇佑，才使你们祖先的一生能如此幸运，并在活到七十九岁高龄时还能写自传。有生之年，我的命运会发生什么样的逆转，只有上帝知道。即使噩运来袭，只要想想往的日幸福快乐，便能坦然面对。“节制”使他常年健康，至今体格健朗；“勤勉”和“节俭”使他早年一改窘境，之后积攒下丰厚的资产；拥有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有用之人，并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赞誉；“真诚”和“公正”使他赢得国家的信任，有幸担当国之重任。尽管这些道德还未曾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总体上影响了他的性情，使他变得心平气和，谈吐令人愉悦，让他在同伴中深受欢迎，甚至连青年朋友也乐于同他交往。因此，我希望我的子孙也会以我为榜样，从中获益。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计划中竭力避免宗教问题，事实上，我的计划中并非完全没有涉及宗教，但也绝没有出现任何一个特定教派的明显的教义。我相信我的方法有它一定的效果和优越性，能够为不同的教派人士所用，而且我早就计划要将我的这一方法公告于世，所以就更不能因为教派问题而使它有争议和招致反对。

    道德的艺术

    我曾设想，要对每一种道德都作出点评，指出它的好处以及抛弃它所带来的坏处。这本书当命名为《道德的艺术》，因为它告诉我们如何获得道德，这跟单独劝人从善的说教完全不同，那种方法既不会给人以启示，又不会指明方法。正像《圣经》里的那个使徒一样，不过是个口头慈善家，他不告诉那些挨饿受冻的人该如何或在哪里获取衣服和食物，而只是告诫他们要吃饱穿暖。

    我打算写作和发表的计划却一直未能实现，但我确实一直在为此做着准备，我不断地记下一些简短的感想或推论，以备写作之用，至今这些东西还保留着一部分。可是在早期的生活中，我不得不忙于个人事务，后来又效力于国家事务，写作计划便一直耽搁了下来。我认为这应该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全身心投入进去才能完成。可是万万没想到，一连串的事务让我无暇脱身，使得计划拖延至今。

    在本篇中，我想强调这样一个理论：如果单单考虑人的本性，不道德行为是因为受到禁止才没有产生危害，之所以受到禁止，正是因为它们是有害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崇尚高尚的一面，都想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幸福和快乐。从这种情况来看，我想尽力让年轻人相信，没有什么能比诚实、正直等道德品质更能令人发家致富的了（世上如此多的富商贵族、王孙贵族，他们都需要用诚实来处理事务，然而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那些道德项目，起初我只列出了十二项。当时，有一位教友会的朋友出于善意告诉我，说人们认为我很自负，这种自负经常在我的言谈中表现出来，例如在讨论问题时，我并不只限于证明我的正确，而是盛气凌人地压倒对方，有时候甚至咄咄逼人。为了让我相信这一点，他还举了一些例子。从那时起，我便决心克服这种愚蠢而狂妄的行为，因此在道德项目中又加了一项“谦虚”，并赋予它更为广泛的含义。

    我不能自我吹嘘，说自己在道德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我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则，即不许当面直接表达和别人相反的意见，不可断然肯定自己的意见。我甚至延续了“君托社”所定的老规矩，禁止自己使用绝对肯定的词语和句子，例如“当然”“毫无疑问”等，取而代之为“我猜想”“我估计”“我想某件事可能是这样”或者“就目前情况看，我觉得……”当我认为别人提出的意见是错误的时候，我不会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也不会马上指出其荒谬之处。在我回答他时，我会先肯定对方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是正确的，然后指出它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似乎”“好像”有些不同，等等。很快，我就发现了这种说话风格所带来的好处，这让我跟别人的谈话比之前更加融洽了。由于我总是谦逊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人们便很容易接受，很少反驳。这样一来，即便是我说错话的时候，也不会感到羞愧和懊悔；而当碰巧说对了的时候，就更能说服别人放弃他们的错误观点，进而站到我这边来。

    起初，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别扭，因为它不符合我的本性，但最后竟然逐渐变得习以为常了，以至于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人们不曾从我嘴里听到过一句武断的话。我之所以在建立新制度和废除旧制度的提议中获得广大市民的支持，乃至后来成为议员，并在议会中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都要归功于这一习惯（除了我正直的品格外）。因为我不善辞令，更不是一个能说会辩的演说家，讲话时踟蹰而又不甚准确，但我仍然能获得人们的广泛支持。

    事实上，在我们天生的种种品性中，恐怕没有比“骄傲”更难克服的了。尽管我们试图将它乔装打扮，拼命与它斗争，甚至想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它仍然不会销声匿迹，时常会露出本来面目。也许就在这本自传中，你也能经常看到它的身影，尽管我自以为已经将这个坏家伙完全剿灭。看，我现在似乎又在骄傲了。

    一七八四年写于巴西）

    一七三一年五月十九日，在图书馆读历史时而引发的感想。

    世界大事，诸如战争、革命等，全是由政党推进及影响而发生的。

    这些政党的观点代表着他们当前的共同利益，至少他们认为是当前的利益。

    不同政党的不同观点却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当一个政党在执行一个总计划时，党内每个成员的心目中都怀揣着其个人利益。

    一旦政党达到了它的总目标，每个成员就开始一心一意地要求得到他们的那一份。这些个人的利益错综复杂，相互矛盾，把一个政党分成许多派别，结果招致更大的混乱。

    不管他们嘴上如何辩驳，政界中很少有人是纯粹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从事公共事务的；尽管他们行为的结果确实是有利于国家的，但这也是本着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是分不开的这一原则的，而并非出于尽忠报国的至诚。

    为人类的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

    在我看来，目前十分有必要将各国有德行而又善良的人联合为一个整体，定名为“联合道德党”，并订立一个妥善、合适而又明智的党章，在它的指导下，这些善良而明智的人服从于它，他们比普通人遵守一般法律更为自觉。

    目前我认为，无论是谁尝试了这项事业，并能胜任，那么他必然能使上帝喜悦，进而将这一事业推向成功。

    ——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心中一直反复思考着这一计划，以便一得空闲就加以实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会不时地将心中想到的东西记在纸上，现在这些笔记大多遗失了。但有幸我还是找到了一张本打算作为纲领的文件，我想，里面包含了人们所知道的各种教派的精髓，因此，它摒弃了一切可能引起各种教派信徒反对的东西。原文如下。

    天地间只有一个造物主。上帝运用天道统治全世界。

    人应当用崇拜、祈祷和感恩来敬拜上帝。但是上帝最喜悦的行为是与人行善。

    灵魂不灭。

    不论在今生抑或来世，上帝必赏善罚恶。

    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在初期应该只在单身的年轻人中发展成员和传播教义；每一个被发展的成员不但要宣布同意这些纲领，还要按照之前的方法经过十三个星期的道德实践锻炼；组织在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之前应该对外保密，以防止不法人士浑水摸鱼；每个成员有义务在亲友中物色聪慧而有修养的年轻人，小心谨慎地逐步向他们宣传这一计划；为了能够让成员们的利益、事业和成就得到进步，成员之间应当相互帮助、支持和切磋；为了有所区别，我们将该组织命名为“自由安逸社”。所谓自由，是指经过道德实践并养成习惯后，能够摆脱罪恶的统治而获得自由。尤其是养成勤劳节俭的美德后，人们便可以免于债务的束缚，无债一身轻，不再成为债权人的奴隶。

    有关这项计划，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就这么多了。此外，我记得曾分别向两个年轻人详述了我的计划，他们听后激情万丈，表示接受。但当时的我生活困顿，无暇兼顾个人业务之外的任何事情，于是这一计划只得推迟。再后来，我被公私两方面的事务缠身，这项计划一再推迟。直到现在我有了足够的时间，可是却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实施它了，但我始终认为这是一项可行的计划，因为将许多善良的公民组织起来必定是有益的。而且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没有气馁过，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可以改变许多事，要想在人类活动中成就一番事业，只要他能率先制定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不再消磨时间，并能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研究计划的事业中，就能有所成就。

    一七三二年，我首次出版了我写的那本名叫《理查·桑德斯》的年鉴，并连续出版了二十五年，人们一般称它为《穷理查年鉴》。在编写此书时，我尽力使内容实用且有趣，因此广受读者的喜爱。这本书十分畅销，每年能卖出一万册，我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报酬。当时很多人都读此书，本州内几乎人手一本，而且他们几乎只买这一本书。我认为这是指导人们的一种十分实用的方法。因此，我在节日和其他重要日子之间的空白处写上箴言，内容主要是教育人们培养勤勉和节俭的美德，并将其当作发家致富的手段。要一个穷困之人总保持诚实是一件困难的事，用年鉴中的箴言来说，就是“空袋子难以站直”。

    这些箴言包含了古今世界各个民族的智慧，我将它们收集起来编撰在一起，附在一七五七年的卷首，就像一个智慧老人对着参加拍卖会的人发表演说。将分散的箴言集中起来能让人印象深刻，因此，箴言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并陆续在欧洲大陆各国的报纸上转载。在英国，人们把箴言印在一张大纸上贴在家里的墙壁上；在法国有两种译本，教士和绅士们竞相购买，然后免费赠送给贫穷的教友和佃农。由于该书劝导人们不要把钱浪费在购买外国的奢侈消费品上，没想到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行几年后，该州市场上流通的钱币竟然有所增加。对此，人们相信本书有着一定的功劳。

    我还把报纸当作教育人们的一种工具。为此，我的报纸上常转载《观察者》和其他关于道德方面的文章摘要，有时也会刊登我自己写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本来都是为“君托社”的讨论而写的。记得有一篇是采用苏格拉底的对话体写成的，用以证明一个邪恶之人，无论他的才能有多高，也无法成为通情达理、明辨是非的智者。还有一篇是关于自我克制的论述，用来指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要通过实践将道德培养成习惯，还要摆脱与之相反的任何邪念，只有这样，道德才能得到巩固，贯彻始终。这些文章大概刊登在一七三五年年初的报纸上。

    在办报的过程中，我尽量避免刊登那些有诽谤和攻击意味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近年来屡屡出现在各个报纸上，实在有损国家的尊严。当作者要求我刊登这类文章时，他们总是找种种借口，说报纸就是一辆公共马车，谁出得起钱谁就有权得到一席之地。而我则这样回答，如果他肯出钱，那么我可以为他印成单行本，由他定印数和发行，而我坚决不承担诽谤他人的责任。我曾向订户们保证，要始终为他们提供既有用又有趣的文章，因此，我决不允许我办的报纸上出现私人的恶意争吵、中伤的文章，这对订户不公平。

    眼下，许多报商为了自己的利益毫无顾忌，允许某些人的恶毒用心，刊登造谣中伤的文章，对我们中最优秀的人进行恶意攻击，从而达到挑拨离间，引起斗殴的目的；更有甚者，十分不谨慎地刊登文章，对邻邦政府进行谩骂攻击，有的还针对我们的盟国，这导致的后果不堪设想。我提到这些，是为了给那些年轻的办报人提个醒，应当坚决杜绝这类行为，不要做那些不光彩的事，玷污出版业，让报业蒙羞。希望他们从我的事例中明白，整体来说，像我这样做并不会有损自身的利益。

    一七三三年，我派了一名工人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去，那里需要一家印刷店，我给了他一台印刷机和一套铅字，并跟他签了一份合伙经营的协议。根据合同，我负责三分之一的费用，并抽取三分之一的盈利。这个工人有见地，人也诚实，只是对记账一无所知，有时候，他给我寄来了汇款，却忘了给我账单，这让我始终搞不清楚我们合伙经营的状况。直到他去世后，印刷店由他的妻子接管，经营才步入了正轨。这个女人生于荷兰，听说那里的公共教育包括会计知识，她不仅给我寄来清楚明了的经营状况报告，而且以后的每个季度都定期给我寄来精确的收支报告。在她的经营下，印刷店的业务蒸蒸日上，她不但成功地将孩子们抚养成人，而且在合伙期满后，还买下了我的印刷店，等儿子能独立经营后便交由儿子打理。

    我提起这个故事，是想给年轻的女性们一个忠告，即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有多重要。万一有一天守了寡，这门知识无论对她自己还是对孩子来说，都比唱歌跳舞有用得多，不但可以避免被奸诈之人欺骗，还可以靠着已建立起来的商业联系继续经营，直到儿子长大成人有能力继承和掌管事业，继续发家致富。

    一七三四年，从爱尔兰来了一位年轻的长老会传教士，名叫海姆菲尔，他声音洪亮，布道时经常自由发挥，演说十分精彩，将其他教派的人也成批地吸引了来，因此颇受人尊敬。我也是他忠实的听众之一，他讲的布道很少有教条的束缚，而是劝人如何行善，或按照宗教来解释何谓善事，这让我能听得进去。不过，我们这里的长老会却自命正宗，不赞成他的传道，那些老派的牧师更是联合起来，在宗教会议上控告他宣扬异端邪说，以禁止他传道。

    我成了他热烈的支持者，而且尽我最大的能力将所有支持他的人联合起来，为他而战，并一度有望获胜。我们双方展开的是笔战，尽管这位传教士口才很好，但笔头功夫却有所欠缺，因此我为他执笔，写了几本小册子，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七三五年的《公报》上。这种小册子和当时其他有关争论的小册子一样，虽然一时间引来不少读者，但很快就过时，再无人问津，因此恐怕已经找不出一本来了。

    就在双方激烈地竞争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让这位年轻牧师的事业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原来，在对立阵营中，有个人听了牧师讲的一篇饱受赞誉的报道后，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读过，或者至少是曾经读过一部分，于是他精心查找，最后在英国的评论上找到了出处，引自福斯特的谈话集。这一发现，使得我们阵营中的一些人开始厌恶这位年轻的牧师，于是不再支持他，这让我们在这场论战中很快就败下阵来。但我始终支持他，我宁愿听他从别人那里照搬而来的优秀的布道，也不愿听一个人自创的毫无益处的布道。后来，他坦言他所讲的布道没有一篇是自己写的，因为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这场论战失败后，他便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碰运气了，我也离开了这个教会。之后许多年，尽管我照常捐资支持教会的牧师，但再也不会参加教会的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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