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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包工头和进城务工人员的产生，说明农民开始从土地上挣脱了基本的束缚，对于如今的历史进程来说，其进步意义远大于负面效果。

    因仍有些担心，朱翊钧接着问道：“杂派情况如何？”

    杨一魁回奏道：“臣到任后一年，已经落实了府县两级议政会之诏令。按‘乡贤共治’的原则，天津各府县俱设立了议政会，议员由乡贤担任。县中税官，无议员签押不得派票。杂派之弊，用此法一概埽除了。”

    “变法大诏只说府县可用乡贤组成议政会，以裨益乡治——天津的乡贤如何选出？”

    议政会之诏令，乃变法大诏“申民权”一章，只有短短一句话，此后朝廷也没出具体的管理办法。朱翊钧作为地主阶级的总头领，既要思索洪业传至万世之法，又要控制民权的伸张和变异，因此只是埋了个由头在那里。

    从万历五年八月大诏颁发，到如今万历十六年，十年间各府县组成的议政会五花八门。有的如同天津这般，控制了县官杂派权；有的则只算是个名誉称号；有的由地方文坛纠集功名士子组成；有的则当做荣誉给纳税大户或修桥补路的慈善之家。

    皇帝问乡贤如何选出，杨一魁不知这一问中隐含着能够改天换地的道理，只平平常常的答道：“天津各县，各有议政会三十人。选拔议员乃县官之责也。新官到任，必访知乡贤耆老，施政才能有的放矢。若自家选的议员，专扯后腿也算县官无能。若议员一味迎合县官，却难免本乡之民詈骂，故不敢为乡愿也。”

    朱翊钧听了杨一魁的回奏，心里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定了定神，接着问道：“火耗如何？”

    杨一魁拍马道：“臣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及第，曾做地方官。当时小民交纳本色，正粮一石，加耗九斗，另有一斗要付给包税之家，这还是一等爱民县官，不加杂派的情况下税赋却仍翻倍了。”

    “大变法后，圣上定下火耗定数，又下火耗归公和养廉银之诏，天下臣民无不感念皇恩浩荡。如今天津火耗加耗三分，足以应付办公所需。”

    杨一魁结束奏报时已近中午，仅得到了皇帝的赐宴。按此前皇帝巡视接见臣工的惯例，皇帝要给杨一魁加官一级以示荣宠，若不给实官，至少在虚衔上也要加一级，但朱翊钧并没有任何表示。

    食不甘味的吃过了午饭，皇帝去午睡休息，政事堂和部臣处理通政司快马送来的文牍，杨一魁则出了行宫。

    他自觉三年来在天津尽心尽力，算得上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在接驾事务上也做到了尽善尽美，却没想到自己没拿到接驾的惯例彩头，不由得有些迷茫，心底也有些怨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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