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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王阳明认为，孔子之所以删减《六经》，是要避免当时纷繁浮逸的文辞扰乱天下人心，使天下人从此抛弃华丽的文饰注重文章的实质，而不是用虚逸的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各种华而不实的文辞日益兴盛，天下大乱……天下纷乱的原因，正在于盛行浮华的文风，求实之风却日渐衰败。人们标新立异，各抒己见，为了取得功名不惜哗众取宠，扰乱天下人的思绪，混淆大家的视听。使得天下人争着崇尚虚文浮词，在社会上争名夺利，忘记敦厚实在、返璞归真的品性。这些都是那些阐述经典的人所开启的。

    这是王阳明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劝诫人们要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即不要执着于文字。只有不执着于文字、停止语言化的过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个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这位记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从文字的表面意义上去理解“马”这个字，把中国人比作牛马，意在嘲讽中国人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真的要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正确的答案反而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周总理才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这恐怕也让这位记者始料不及。

    同一个字或词，常常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哪怕是再简单的文字，在不同的场合下都能够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同一段话，不同的人看了或听了也会有不同的感悟。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时这样写道：“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文字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执着于文字，思想就会变得局限、僵化，就很难认识到生活的真谛。

    文字对交流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文字从来不是事物本身，事实也不是文字。当我们想要向他人表达一定的意思或某个事件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某种文字或类似于图画、符号等文字形式。而当我们使用文字时，文字代替了事实，成了首要的，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字而不是事实本身。文字、语言塑造了我们的反应，它成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内心被文字塑造并控制。“民族”、“国家”、“上帝”、“神”、“社会”等词汇携带着它们所有的联想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的心灵变成了文字的奴隶。

    文字妨碍了我们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妨碍了我们对事物进行自由地观察。因为文字带着很多联想和经验的形象，这些联想实际上就是记忆，它们不仅扭曲了视觉上的观察，也扭曲了心理上的认识。例如“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词，它们描述的都是职务，但是“总经理”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权力、地位和重要性的含义，而“员工”这个词则会让人产生不重要、地位卑微和没有权力的联想；“总经理”是正襟危坐在某个位置上的形象，而“员工”则是加班加点在某个岗位上的形象。因此，文字阻碍我们将二者都作为人来看待。形象就是文字，它们紧随着我们的快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文字和与之相关的联想塑造着。

    但文字毕竟是一种符号，用来指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来表达或唤起什么。我们看到文字通过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局限和界限。只有将头脑从文字和语言的意义中解脱出来，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不带联想地观察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也才能真正“致良知”——学习到心灵成长的智慧。

    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王阳明认为，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于修养自身品德，那么自然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好恶，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将国事等同家事一样关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育人之道，且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质蕴含于经典之中，对人的自身修养有着很高的陶冶价值。

    王阳明所提倡的“尊德性”的道德教育，要求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之中，而不是让知识吞噬人生的道德信仰。正如他所说：“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意思是说，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能说出的、心里能想到的，都是肤浅的学问；那些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不能说出的、心里不能想到的，才是深奥的学问，这也正是“致良知”的真谛。

    自古以来的儒家圣贤们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认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认为高尚的品德是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认为，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么圣人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当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当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所言“舍生而取义者也”。

    对此，近代学者胡适先生曾解释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养成高尚的道德，教育学生以培养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孔子看来，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也是能博济众施之人，是能为他人着想的人。所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也就是说，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尚德不尚力，重视品德超过重视才能，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逐渐成为当今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尺。

    唐朝汝州有个叫夏子胜的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高中，被皇帝任命为南县县令。这日夏子胜携一家仆赴任，来到县衙，大小县吏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见新县令到来，急忙迎上去。夏县令问他们去年南县老百姓生活如何，粮食是否丰收，商贾是否安分行商，官粮是否收齐，赋税是否完成，然后叫来师爷将县吏们所说记录在册，逐一核对账簿。几天后，师爷对夏县令说，一切都如县吏所言，去年南县一切安好。听完汇报，夏子胜点点头。

    在南县县吏们的眼里，这个新来的县令与以往的官老爷大有不同，除了处理诉讼官司时会开口说话外，平时听不到他说一句话。不过话虽然很少，但是做的事情却极为合乎规范，往来公文，刑罚办差，无论是上司还是下面的老百姓，都称赞夏县令做事稳当，是个好官。

    这些县吏们十分不解，这个不爱说话的老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一天，有个胆大的县吏将这一疑问向夏子胜提了出来，夏子胜听后，呵呵一笑，说道：“圣人行道，心正而行端，做官做民都是一个道理，为官之道在于教民养民，为人之道贵在德行，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有所偏颇，如此，又何必说那么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位南县县令的话理解为对“执事敬”的最好注解。事实上，一如这位县令说的那样，行圣人之道又何必多言，“行”首在“知”，这是心灵净化、涵养提升的必然结果，由此，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与此相对，再多的话都不过是水中倒影，没有实际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两种品质不好的人。一种是品质不好、能力也不强的人，这种人因其能力有限，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会太大；另一种则是品质败坏但才思敏捷、能力出众的人，这种人更容易寻捷径上位，一旦得势，将会对反对他的人或社会集团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可以断送一个家庭、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可否认，没有灵魂的头脑，没有德行的知识，没有仁善的聪明，固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它们只能起负面的破坏作用。也许偶尔会给人们一些启发，或者带来一些乐趣，却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与发自内心的赞叹。

    反之，品德高尚的人，即便能力有所不及，也会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己，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来获得成功。当然，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才能，一味强调道德修养。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何谈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以德为先，就好像王阳明告诉弟子的话：“良知在人心，随你如何，也不能泯灭。”德行是我们行走人生的前提，而才能是我们创造人生的手段。做到德才兼备，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和幸福。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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