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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胤夜读是真用功、真求知，而这个书生却在清晨这样的大好的时光下出门捕萤，黄昏再回来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完全是本末倒置，是虚伪的表现。“名”是有了，但时间一长难免会露出马脚。靠一时的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这样的“名”往往很短暂，如过眼云烟，很快会被世人遗忘。那时，这位“名人”便再也无法风光了。

    追求名誉难免不被虚名所累，误了一生。虚名不过是噱头，却有太多人被它牵制。虚名能为人带来一时的心理满足，但它本身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任何一个真正的有识之士，都不会看重虚名。

    而且，虚名往往非福而是祸。宋襄公为虚名而祸国，慈禧太后为虚名而殃国；一些人为虚名滥上项目，动辄数亿、数十亿资金付诸东流；一些人为虚名投机钻营，损人利己……类似例子举不胜举。人们应鄙视虚名，视虚名为国之敌、人之敌、己之敌，无论先贤今人，无一不告诫世人不要图虚名。

    王阳明和他的学生讨论有关“名”的问题时曾说过，如果一味地力追声名，就不会懂得真实、纯朴的道理，人生就会徒增烦扰。正如郑板桥先生所云：“名利竟如何/岁月蹉跎/几多风雨几晴和/愁风愁雨愁不尽/总是南柯。”人生太短暂了，而要做的事却很多，何必为虚名所左右，何必机关算尽为虚名而累呢？请抛却虚名，着眼未来，只要脚踏实地，我们终将到达人生的制高点。

    住茅草棚也快乐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将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

    王阳明被贬到偏远的龙场后，并未因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而痛苦不堪，反而以此为乐，正如他自己在《何陋轩记》中写的那样：“孔子当初想在九夷居住，弟子们都认为九夷的环境太简陋了，不适宜居住。孔子却认为，君子居住在那个地方，就会用君子之风去影响当地的人们，将文化传播到那里，改变那里的习俗，哪里还会简陋呢？我（王阳明）因为犯了错误而被贬到龙场驿站来，这龙场在古代是蛮荒之地，在今天却成为政府安抚少数民族的重点地区，但这里的生活条件依旧很落后。人们都以为我这从繁华的大都市来的人难以在这简陋的地方居住，然而，我却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安然处之，以苦为乐。”

    据当时随同王阳明前往的弟子说，龙场简直就是野生动物园：毒蛇遍地，野兽遍山。在路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踩到蛇的尾巴。每天早上醒来，由于山中的空气夹杂着毒气，常使人感到胸闷、头痛欲裂；且山中大雾弥漫，很难看清道路，行走时一不小心就会摔得头破血流。更糟糕的是，因为龙场驿站年久失修，已经没有房子可供居住，王阳明和弟子们为房子问题费了不少心思。他们先是搭了一个茅草棚栖身，但考虑到易受野兽袭击，就又选了个山洞住下，但山洞太阴冷潮湿，王阳明的随从们都病倒了。

    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王阳明仍然十分乐观，他不仅将居住的山洞命名为“阳明小洞天”，还亲自劈柴火、打水、煮粥，喂生病的随从吃，为他们唱家乡小调、讲故事，以抚慰他们低落的心情，对生病随从的小脾气也是百般容忍。此外，他还积极与当地居民互通有无：他教当地居民打土坯，用木头建房子；当地居民则教他种粮食，还到山里砍伐木材帮他搭建了几间房屋，王阳明将其命名为“龙冈书院”，后来又有了“宾阳堂”、“何陋轩”、“君子亭”等建筑，成为王阳明龙场开悟、讲学的重要场所。

    《后汉书·杨彪传》中谈道：“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意思是说，人们要能安于贫穷困苦，并且以坚持自己的信念、理想为乐。正是凭借“安贫乐道”的精神，王阳明才没有委靡堕落，反而在悟道讲学中，独创了心学。他自己在《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中写道：“藐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诗中引用了颜回对待艰苦生活的态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王阳明说：“颜回虽离我们很远，但我愿意像他那样安贫乐道。”

    在王阳明看来，安于贫困生活，以学习和掌握圣人之道为乐，不被现实与名利所扰，便会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这与佛家的持戒之道是一脉相通的。明代施惠在《幽闺记·士女随迁》中说：“乐道安贫巨儒，嗟怨是何如，但孜孜有志效鸿鹄。”如果沉浸在世俗名利中不能自拔，一心追求欲望的满足，那么还不如在宁静的海边享受简单的幸福。著名学者梁实秋在《雅舍小品·图章》中也说过：“安贫乐道的精神之可贵更难于用三言两语向唯功利是图的人解释清楚的了。”

    总之，能够安贫乐道，独守内心的清净，是修行的一种境界。若做人也能够如此，则必将有所收获。�

    与人攀比，不如自我攀比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煅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郋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尢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此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

    一天，王阳明的弟子刘德章向王阳明表达了自己的一个疑惑：“先生以纯金比喻圣人，以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智的大小，用炼金比喻学者的修养功夫，最为深刻准确。只是您把尧、舜比喻成重万镒的纯金，把孔子比喻为九千镒的纯金，似乎不太妥当。”

    对此，王阳明回答说：“你这又是从外在形式上去考虑问题，从而有意为圣人争些分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把尧、舜比做万镒纯金也不为多，把孔子比为九千镒纯金也不为少。尧舜的万镒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就是尧舜的，原本就是不分彼此的。要知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重点看他们的内心是否精一、纯明，而不在于他们心智的大小。只要心至纯至精为天理，就都是圣人。如果谈及他们的才能气魄，怎么可能相同呢？后世儒生只在才能上作比较，因此陷入功利之心中。如果消除了比较才能的私心，每个人尽自己的力量、精神在存养天理上下功夫，就会人人功德圆满：能力大的做出大的成就，能力小的做出小的成就，无须借助外力，无不完美纯粹，这才是踏踏实实、明善诚身的事情。”

    生活中，差别无处不在，于是一些人在差别中情不自禁地将自己与别人进行比较。如果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不是很大，那么心理上或多或少会感到些许平衡；如果自己比对方好，心里就容易产生骄傲感；如果自己不如对方，心里就会感到失落、痛苦；更有甚者，会因为嫉妒而诋毁那些比自己出众的人。比如别人收入比自己多，就会觉得别人的收入来源可能不正当；别人长得比自己漂亮，心里就会暗骂对方是“狐狸精”、“花瓶”之类。

    人往往就是这样，很多烦恼都是因自己觉得不如周围的人而滋生出来的。其实世上本无事，实是庸人自扰之。别人在其熟知的领域超过你，并不说明你技不如人，只能代表你不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而在其他方面，你可能比他强，想明白了这些，也就没有心结了。如果你还是想不开，那就跟那些不如你的人比较，不妨做一回鲁迅笔下的阿Q。总之，只有跳出“与别人比较”的心理，才能成为与“自己比较”的独立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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