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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说。”顾骜整了整衣领，一脸正气。

    徐记者犹豫了一下，组织好语言，这才开口：“您到去年为止，还是有公职在身的，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电视台和《人人日报》，也都花过很大篇幅，报道您作为第一个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华尔士外交学院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生、而且还是基辛格教授亲自带的博士生、学成后毅然归国报效的事迹。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是什么让您选择了最终放弃仕途上的发展，选择专注经商呢？我们知道，您在美国求学期间，确实半工半读取得了惊人的商业成就，可是，这点金钱上的利益，与您可能达到的前途高度相比，我们觉得不算什么。

    至于去年年中的时候，您被人攻击并且辞职的理由，我们搜集了各方资料后，也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儿——去年年底，随着南面某些事情重新定性，您的形象已经变得非常正面了。如果您愿意把生意交给别人，完全是有机会回归仕途的。所以，促使您决断的最底层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这些天都看得出来，您不是一个爱钱的人。”

    顾骜微微有些想笑，他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看出来“他不是一个爱钱的人”的。

    估计，就是从他捐出了一千万美金种树治沙看出来的吧。

    只能说，85年国内的记者，对于美帝那套一边赚大钱一边搞慈善的资本家套路还不太熟。

    不过，问题还是要回答的。

    顾骜假装想了想，抛出了一个他早就酝酿好的答案——当然，他的酝酿，是准备写进历史书的，并不是为徐记者今天的问题酝酿的，对方只是恰好撞到枪口上了，那就拿来用一用吧。

    “我之所以不想再在仕途上发展，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是因为身处一个特殊的时代变革节点，八年前机缘巧合、刚刚初二毕业、下乡了几个月就参加了第一届恢复的高考。

    所以我事实上是跳过了别人的高中时代，十四五岁就上了大学，又赶上了做那些适合我发挥、能够出成绩的风云际会，八年来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

    我这个速度，在仕途上来说，算是坐火箭一样了，但我也很深刻的知道我的短板和认知缺陷。因为我一辈子都是在中国的发达地区生活学习和工作，这次来榆州治沙之前，我到过的最内地的城市，是徽省的省城庐州。

    所以我对基层太不了解了，也不知道民间疾苦。我在做公务员的时候，离开岗位前已经是福厅级待遇了，后来到国企任职时，更是按照正厅级待遇配的企业，也就是做华兴通讯的一把手，虽然只做了短短几个月。

    我觉得，我这样的履历、这样的级别，如果继续做官，也不可能看到底层和偏远地区的疾苦了。通俗地说，那就是脱离人民。

    而以我的年龄，如果继续做官，未来又有可能升到一些我不敢想象的高度，我觉得让一个没有深入过群众的人担当这样的职责，风险有点大，所以我很有自知之明。在商界继续当一个爱国人士，既可以做贡献，又不至于因为脱离人民、不深入群众造成什么公器的损失。

    就算我看走眼了，无非也就是自己生意上赔点钱嘛——做商人需要各式各样锐意进取的专才，而做官需要的是品性端方、性格稳重、眼界全面的人才，人尽其用才是最好的。”

    顾骜侃侃而谈的时候，旁边已经聚集起了不少这次一起来视察工作、报道慈善的其他看客，有记者有摄影，也有地方有关部门的领导。

    凭心而论，顾骜离开体制之前的级别，跟榆州地方上的市长也差不多是平级了（地级的市）。听了顾骜这番话之后，地方上的人无不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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