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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是今年刚刚正式加入软件团队的李开富——这李开富也是年初的时候，终于在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了。他当初通过顾骜的表哥陆光复，高攀结交到了顾骜这样牛逼的朋友，所以在规划自己人生路线时，当然也做出了调整。

    毕业之前，他就很卖力尽量帮顾骜在软件方面打打杂接点私活，毕业之后，他观察到顾骜在硅谷开了公司，也就毅然从哥大的本科考去斯坦福读研，还是搞计算机。

    本来么，以80年代前期美国的社会氛围，常青藤八盟校的毕业生，还是挺不愿意去西海岸读研的，哪怕是斯坦福——就算常青藤八盟校都是偏重文科，他们也宁可就近选MIT。

    很显然，李开富是认准了去硅谷机会更多，也就抛掉了门户之见。

    后来，他一边在斯坦福读研，一边利用导师介绍、以及走顾骜的上层关系，也参与了一部分PLAY-BOX掌机开发项目的末期收尾工作。

    这次家用机立项后，他也被安排了进去。

    本来么，李开富在项目组里的地位和资历，是比顾骜从国内77级委培生带来的四个研究生要低的，甚至也略低于78级本科委培生。但是专注下去干活儿之后，就可以看出哥大计算机专业的人，和学应用数学出身的人，能力结构还是有差异的。

    杨自豪他们几个虽然也跟着顾骜干了两三年，但都是见招拆招，头痛医头，很少有机会空下来全局设想，也缺乏压力穷举测试系统漏洞的眼光。

    李开富在写系统和确保系统稳定性方面，明显要科班得多，一旦游戏机从写死游戏变成定义接口、开放插卡的模式后，他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正是在这次的项目进度会议上体现出来的。

    为此，作为老板的顾骜，也不得不亲自找杨自豪谈谈心，分配一下未来的工作调整。

    为此，顾骜亲自给两个下属倒了蜜桃冰茶，非常礼贤下士地说：

    “老杨，你跟我干了3年了，能力我是知道的。有些东西呢，将来我也相信你能跟上，之前你的成长，也是被我逼急了，我急着让你干这干那，没空让你慢慢梳理。

    开富呢，在系统架构和风险预估方面，更加科班一些，我觉得，这个项目再架构的时候，中方负责人就交给他好了，让他跟有关教授对接。”

    杨自豪内心是微微有些不甘的，但他是被顾骜从国内带出来的，也是顾骜出的斯坦福委培学费，反抗他是不会反抗的。

    “老板，我知道我的不足，我会好好学习提高。”杨自豪没什么表情地回答。

    “杨哥其实经验比我丰富得多，我只是寸有所长……”李开富也怕得罪人，连忙如此表示。

    “不用解释，老杨，我也没要你学习提高。而是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最擅长的方向。公司大了，程序员也要细分方向的，不可能一个人什么都会点。”顾骜打断了对方。

    他的说法，也让马仔们若有所思。

    放在20年后，这番话就一点都不稀奇了，因为那时候连编程的语言都多得五花八门，分工也极为细化，谁都觉得每个人只懂一小块是天经地义的。

    不过在1982年，程序员们都是杂家，脑子里懂的都是一锅大杂烩，有很多不管什么都“略懂”的程序员。

    说到底，是这个行业发展还不到十年，分工不细，全局通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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