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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不错啊，理工科有基础啊，怎么当初就上外交学院了呢。你这完全可以进清华或者中科大啊。”

    “原来还是钱塘制氧机厂的干部子弟，怪不得——对了，你爸叫什么？我10年前跟领导去过钱塘，说不定认识呢。”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包处长的表情已经比较和蔼了，完全是同一个系统内的“自己人”说话的态度，至少也像长者提携晚辈。

    “我爸叫顾镛，目前是技术科长。”顾骜不善于攀交情，只是有问必答。

    包处长想了想，自言自语：“顾镛……没什么印象，可能当年还不是高级干部吧，我记得那时技术科是邵工负责的，印象还挺深。对了，秦辉你认得么？我跟老秦还有联系。”

    顾骜连忙回答：“秦伯伯当然认得，邵叔叔被‘白专’之后，就是秦伯伯提拔我爸当的技术科长。”

    “邵工被打成白专了？这……真是乱弹琴！他可是立了大功的，怎么能这样。”包处长大惊，竟然颇为性情中人地扼腕叹息起来，似乎在回忆些什么，

    “10年前，我跟领导去你们厂考察。当时肩负的任务，那也是响当当的一号工程……”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一号工程”，也就是国家在这一期间最重要的科研攻关项目。

    顾骜听包处长说的时间点，大约是60年代末，就知道他指的是“两弹一星”了。

    或许是来“应聘”的人太少，加上顾骜也算体系内的人了，不太保密的信息都能听。包处长闲得发慌，居然就摆龙门阵、卖弄起当年的见闻来：

    “当时，两弹中的核弹，是二机部专管，跟我们没关系。导弹本身的制造，有兵器工业部，所以咱一机部就剩下给弹道导弹做配套。

    那时候国家没有弹道导弹核潜艇，所有核导弹都靠地下发射井。核战备的地下基地，就要配备战时的制氧设备。国家要求上六万方级别的大制氧，但当时国内只能造到三万方级的。

    咱现在的局长，十年前还是热工所所长，就带我一起去钱氧，连考察带找外援带攻关，住了好久。最后还是邵工有办法，不愧也是交大的高材生，搞热工机就是有一手！几个月都没怎么睡觉，硬是把六万方的图纸整出来了——这种为国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怎么能……”

    包处长叹息了几声，已经说不下去了。

    他的例子，顾骜大致上能听懂。

    大制氧设备这玩意儿，就跟一般工业文上看到的大化工案例差不多道理——40万吨大乙烯肯定是比20万吨的要产率高、单位能耗低；80万吨大乙烯又比40万吨牛。

    分离空气的设备，也是6万方制氧机单位产出的耗电量远低于3万方；12万方、15万方进一步牛逼。

    而在冷战时期，备战核大战时，为了确保地下核基地存活能力，配套大制氧是必须的。

    因为水和食物容易战略储备，而氧气不可能全部靠钢瓶灌装储备，那完全是杯水车薪。一旦地表大气被核打击污染了，没有大制氧设备的地下基地根本撑不住。

    （当时的地下核战基地都有配小型反应堆发电，靠核电驱动大型制氧机，理论上可以撑很久。当然实战时有多大效果就没人知道了，因为没发生过核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顾骜父亲所在的厂子，以及邵科长本人，在十年不可描述期间，一直撑过了前七八年，都没怎么被运动波及——当时跟苏联人在珍宝岛打仗，与核威慑力量稍微沾点边的工业单位，是没人敢去骚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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